周淑真: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发布时间:2018-12-04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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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一种新的政党制度范式。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发展的大潮中,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原则,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伴随着新中国建立多党合作建国、协商民主建政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的。这一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在政党制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是通过在“长”与“做”之间的政治判断与政治选择实现的。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与“做”问题的提出

在2018年3月的“两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国家既有的政党之间相互竞争,通过定期的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上台轮流执政明显不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全面领导,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参政议政,构成我国政党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显著特征。近300年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态是,政党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政党之间激烈竞争、政党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这种政党制度形式先在欧美国家形成并产生示范效应,为后发国家所仿效和学习。任何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照而发展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立之初多党合作建国、协商民主建政而形成的,并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世界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发展的大潮中,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原则,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新型政党制度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国外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翻版。中国产生、创造和发展了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人类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探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分析研究它的内在机理,是政党政治研究的重大问题。它是从历史发展中自然产生“长成”的,还是人为设计“做成”的?是我们在思想理论方面绕不开的问题。其实关于政治制度形成问题的争论,在19世纪西方国家代议制政府成立之前已经开始,从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中可见一斑。此书开篇即以“政府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个选择问题”为引论,指出“一切有关政府形式的理论,都带有有关政治制度的两种互相冲突学说或多或少互相排斥的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带有关于什么是政治制度的互相冲突的概念的特征。”[1] 密尔认为:“政府的形式和达到人类目的的其他手段一样,被完全看作是一种发明创造的事情;既然是人制作成的,当然人就有权选择是否制作,以及怎样制作或按照什么模式去制作。”政治制度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在它们存在的每一个阶段,它们的存在都是人的意志力的结果”。同时他又提出,政治制度和“政府的形式不是一个选择问题,大体上我们必须按照它们的现实情况加以接受,政府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它们‘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一国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是他们的习惯、本能和无意识的需要和愿望的产物,而决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2]在两种互相排斥的学说中,密尔认为:“尽管两者中任何一个显然都不是完全正确,但两者中任何一个显然也不是完全错误,我们必须努力认真考虑两者的根本立足点,并利用两者中含有的全部真理。”[3]因而他认为,一个良好的、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既是“长成”的,也是“做成”的。

如果借用这一学术视角思考我国新型的政党制度,可以发现它既不是单纯的人为设计或主观选择的结果,也不是简单的历史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顺应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至关重要。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时空下,执政的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制度、打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关。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政党制度问题进行思考与选择。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实行“党外无党”的一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政党制度,从法律法令到现实政治的安排,绝对不允许“异党”的存在。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治镇压和军事围剿,迫使中国共产党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深知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各受压迫阶级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必须对走出一条新的政党制度发展道路问题进行战略思考,通过自己的政治智慧加以创造。所谓政治智慧包括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选择力。要选择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必须准确分析那一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构成形式,提出那一时代的任务和命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从政党的阶级性去分析政党属性和政党关系,深入研究各党派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历史特点,以及这些阶级、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相继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对各党派分别制定和实行相应的政策主张。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大目标下共同奋斗,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包含中国社会中各中间阶级。毛泽东认为,“任何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4] 1942年毛泽东开始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视为社会政治的天经地义,“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对于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5]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 “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同时毛泽东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法则”,“不管国民党人或者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6]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来自政治判断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历史法则和发展趋势的政治判断。

今天,我们重温当年党与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理论的初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多党合作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既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帮助民主党派解决自身困难等,从而巩固和发展了多党合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分析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在统一战线工作大局中,重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通过协商民主和政党协商等民主方式和制度机制,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气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型政党制度,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动其发展。这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历史的基础,政党制度与民族惯例和性格和谐一致。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各民主党派由于遭受国民党的残酷迫害,在历史上政治态度的重大转变有关,与各民主党派当时所主张的“中间路线”或“西方式”的议会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有关。从历史上看,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先后经历了从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的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关系,到建国期间的共同建国、协商合作关系的历史跨越;经历了从解放前同为在野党和反对党,到新中国成立后共商国是、荣辱与共的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的历史跨越。在政党关系的历史跨越中,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为和政治引导发挥了重作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开始于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与旧政治协商会议。其时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为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共同努力相互支持。国民党相继撕毁政协五项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并违背政协所达成的程序正义原则,一党包办召开“国民大会”,为中共和民盟等民主党派坚决反对。其实从政党生存和社会政治基础来看,“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这是“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单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的正确领导,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7] 当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的统治发生由盛到衰的重大转折关头,毛泽东领导中共中央主动抓住历史契机果断决策,发布纪念“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由此拉开了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帷幕。同时历史发展的逻辑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和制度载体,在更深层次体现的道义得失和人心向背,回答了新的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既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又可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当然是分不开的。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中的“做成”因素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所建立的政党制度历史“长成”的因素居多,那么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则更多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做成”的因素。因为政治机器并不是自行运转的,正如最初它是由人们制成的,同样还需由人、甚至由普通的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地参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全面确立。这时民主党派原有的阶级基础已经消失,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只存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条件下,于是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当时的中共中央正确处理了这一问题。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在中共八大上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毛泽东认为“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既显示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生命力,也回答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存在的目的与相互关系。

如果说1956年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倾听不同意见和实行政党监督的角度认识多党长期共存的必要性,那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则进一步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利益表达角度强调多党合作的重要性,以引领政党制度的发展。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仅需要有代表这些阶层和界别利益的政治党派的存在,而且需要通过这些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而得以表达。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长期合作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正是根据新时期我国政党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在全球冷战结束、多党制浪潮到来、许多国家一夜间骤变为多党制之时,198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规定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随后在1993年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六大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明确地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概括为和谐的政党关系,即各政党之间不但要努力巩固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础,而且要相互尊重彼此存在的差异,求同存异,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着力于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努力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多党合作发展、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十八大以来,日博娱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全面执政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同时从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规范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2015年相继制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暂行)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提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推动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功能作用的发挥。2018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的联组会上,明确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概念。这在实践中将进一步推动多党合作制度机制的发展,在理论上促进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深入和话语表述创新。因此可以说,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

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分析可见,政治制度既是“长成”的,也是“做成”的。正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展现了重要的领导力。

(作者: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兼副主任。)

[注 释]

[1][2][3][英] J.S.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6,7.

[4][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8,1067-1069.

[5]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5.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7-348.